东方墨韵

曾熙（1861-1930）是民国时期闻名于世的金石派书法家、书画鉴藏家，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生于湖南衡阳县石市镇龙田村。谱名昭衔，后更名熙，字子缉，初取号嗣元，也作士元、俟园，后改号农髯[①]。曾熙的一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在绝意仕途后，他最终听从了好友李瑞清的建议赴上海鬻书为生，从此走上了内心向往的书画艺术之路。曾熙的后半生基本在上海度过，主要的“朋友圈”构建于此，是其书画艺术的高峰期。而前半生往还于北京、湖南等地，广泛与名家好友交游切磋，进行书画鉴藏活动，为其审美鉴赏水平的提升和书画风格的最终定型打下了基础。

一、曾熙书画鉴藏的时代背景

 清代碑帖鉴藏风气兴起，是乾嘉以来的考据之学和金石学兴起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书法家多醉心金石拓片收藏，以此寻求碑学创作的新途径。何绍基是较具代表性的一位，他一生不遗余力地购藏大量金石拓片和碑帖善本，正如其自言“余既性嗜北碑，故模仿甚勤，而购藏亦富”，尤其对所藏《张黑女》视若珍宝，以至于“舟车往来，无一日不在行箧”[②]。何绍基的艺术价值取向对曾熙书画创作与鉴藏活动影响巨大，曾熙更是对何氏的审美理想和艺术造诣都极为认同，对碑帖善拓更是不遗余力搜罗，除了受何绍基影响外，近代湖南的地域性学术风气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曾熙早年以治《公羊》出身，带有明显的湖南地域特色，属于今文经学派，主张像治经一样去寻绎书法之源，并通过梳理和研读碑帖版本对自身的书法取法优劣进行系统地辨析和反思，从而不断地改变与创新。正如胡小石所言：“李先生本经师，治公羊，晚年以治经之法论书，从眼观手摹中分别时代、家数、前后系统与影响”[③]。除了书法外，曾熙对明清绘画也富有兴趣，尤其宝爱石溪，其他如石涛、八大等人画作均有一定收藏。曾熙的书画鉴藏与其所处的时代学术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艺术创作取向和收藏偏好是那个时代书家的一个缩影。

二、曾熙在北京的书画鉴藏活动及其“朋友圈”

曾熙的艺术生涯与北京有着不解之缘：一是曾熙曾供职兵部，是湖南众多寓居于此的“京官”之一；二是曾熙求学时曾多次往返京城，最终高中进士，北京可谓其科考生涯的“福地”；三是他工作、求学之余寄情书画，广泛交游，通过金石碑帖鉴藏和艺术交流，眼界大开，为其日后书画声名鹊起打下了良好根基。曾熙在北京的书画鉴藏活动主要集中在1889年至1900年间，可谓其鉴藏的奠基期和“朋友圈”的建构期。对他一生的艺术经历而言，在北京的这十年光景更加意义非凡。

1889年曾熙与夏午诒在乡试中相遇，夏午诒对曾熙一见如故，极喜其性格，后来曾熙与齐白石的相识即是通过夏氏这个媒介，这一年可算作曾熙早年书画鉴藏活动的开端。两年后三十岁的曾熙开始“弃剑而学书”[④]，也正是同年，他和李瑞清相识于长沙天心阁，二人一起科考，一起评书论画，一起购藏金石拓片，由此开启了一段民国书坛“管鲍之交”之奇缘，也最终成就了“南曾北李”两位碑学大家扬名海上的佳话。曾熙的书画鉴藏和李瑞清密不可分，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曾熙、李瑞清兄弟、谭延闿兄弟为中心囊括张大千兄弟、倪寿川、姚云江等门人在内的书画碑帖鉴藏圈。随着经济基础的逐渐雄厚，他们的购藏也日渐可观。一些字画碑帖鉴藏记录在《谭延闿日记》中进行了大量披露，此外还散见于他们的书画题跋、信札中。如1892年春曾熙到北京参加会试，赶考之余多方寻访京城碑帖善本、金石遗迹，得睹《石鼓文》，流连忘返。

壬辰入都游国学，观《石鼓》，不但文字之古，即石之璞厚天随亦浑然三代之风。摩挲竟日，偃坐古柏下，爱不欲去。归即从厂肆遍搜旧拓，不能得。归来海上十余年，每询旧家，亦竟无所遇。[⑤]

1894年曾熙李瑞清第一次共赴北京参加会试，二人同住宣武门外杨椒山故居松筠庵，“寝必同衾，出必同车”，相处亲密无间。在京城的这段时间，除了备考外，曾熙和李瑞清等友人主要的活动就是四处寻访书画碑帖，他在一则题跋中曾披露此间购得《黄庭经》、水前本《瘗鹤铭》、周器拓片十余种，是目前可见其碑帖收藏的最早记录。这段收藏经历对曾熙日后书法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曾熙移居上海鬻书后还经常临习《黄庭经》和《瘗鹤铭》并大胆探索融合，可见在京鉴藏经历对其艺术创作生涯之影响。在他看来，二者虽一为蝇头小楷一为擘窠大字，但都出自王羲之之手，神理参通，“右军纯以篆法为今隶，大字《鹤铭》小字《黄庭经》而已，至草书方转方折，全用分法”[⑥]，因此可相互补益。在此期间，曾熙不仅与李瑞清交往日密，其“朋友圈”也日益扩大，常有交往者还有丁立钧、张燮、寄禅禅师、夏午诒等，一起鉴书论画。对此曾熙几十年后尚回味无穷：

曏与临川李痴居京，其时丹徒丁叔衡师喜吴、恽山水，所藏颇富，而侯官张燮师独好石谷，十屏万金且不惜。是时李痴酷好石涛，而髯好石溪。每张师询及二石，张师云：‘石涛狂生，如醉人使酒谩笑，予性不耐残秃秃管，殊少生意。’退与李痴笑曰：‘张师好古博通，盖翰苑之翘楚，然论书画鲜有合者。适武陵欧阳君重至，湘乡李刑部亦元亦至，刑部向党张师，而欧阳党李痴，偏重石涛而薄石溪。髯曰：石涛史中之司马、子中之庄周，石溪则《汉书》、《荀子》。髯于文喜班、荀，故于画独爱石溪耳！[⑦]

可见，曾熙虽然晚年才开始致力绘画并订立画润，但其绘画鉴藏却早已开始，且颇有高见。曾熙和李瑞清都喜石涛、八大，曾氏更偏爱石溪，二师的偏好对门人尤其是张大千影响至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四僧”在民国时期的走俏具有推波助澜作用。京城名画荟萃，在曾熙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多年后他仍追忆“曏在京师文雪吟同年处，见文衡山所画，其笔法构局与所临《辋川图》同意，其简笔无过大涤子”[⑧]，可谓深识画者。

在京城的几年间，与曾熙艺术往来较为频繁者还有郑孝胥、符铁年、杨度等。曾熙与李瑞清等友人品鉴书画碑帖，构造了良好的学术探讨氛围，对其书画鉴识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夏午诒对这段经历亦印象深刻，且对曾氏评价甚高。

髯与清道人至相得，约为兄弟，朝夕齗齗论书家南北宗，又各出唐宋人画相夸诧，髯得意时，辄声震屋瓦。余时相过从，颇厌闻之，顾亦低徊，不忍舍之去。两人所论，至精微且征引繁博。[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曾熙慌乱中背负母亲携带子女出逃京师，途中遭遇劫匪，宋拓本《瘗鹤铭》被劫去，成为终生难以释怀之憾事。此后至1915年，曾熙用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从科场到官场最后避沪鬻书一系列的重大人生转变，最终由一个晚清士人转变为闻名海上的书画名家，其书画鉴藏的“朋友圈”也不断扩大。这段时间，曾熙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衡阳、龙阳、长沙、北京几个地方，而李瑞清则活动于南京、上海、北京，曾熙与圈内友人时有往来，但已是聚少离多，直到移居上海。1911年赴京参加中央教育会期间，曾熙、李瑞清、谭延闿、夏午诒、吴剑秋等众好友重得欢聚，一道谈论书画创作鉴赏，会议结束后，曾、谭二人送李赴火车站，候车之余曾氏还专门临摹《华山碑》赠予李氏。另，《谭延闿日记》1915年12月28日条，除了记录谭氏一天的日常琐事，还涉及曾熙等好友一起进行碑帖鉴藏、书法创作与交流等诸多丰富细节。在他的日记中，一群民国文人的生活变得栩栩如生。

八时起。临《麻姑》二纸……道士同其徒蒋国榜至，携何蝯叟藏《史晨后碑》，盖宋拓也……曾九属集苏诗，为道士题一人画像……与曾九集苏至十一时，乃就寝。[⑩]

自此，曾熙书画艺术鉴藏的“朋友圈”实际上已经由北京转移到上海。

三、曾熙与齐白石的交往

余前来京师，与曾农髯、李筠庵以书画篆刻向往还为最乐，今再来，得潜庵弟能论画更益我矣。[12]

《癸卯日记》日记中记载了齐白石和曾熙的多次书画交流和日常应酬，二人已开始频繁的直接交往。齐白石曾多次为曾熙治印，偶有得意之作，如1903年6月28日条：“又为嗣元刊印三，皆神品……未刻过嗣元。有宋某者以十金索余工笔中幅，余辞之；又以四金索一美人条幅，亦辞去。余为夏大知我偕来，重金轻情，非君子也”[13]。从以上的语言中，我们也能看到齐白石的“另一面”，他受夏午诒邀请来京，更看重夏对他的提携照顾之情，而非一味借艺敛财。对于齐白石的赠印，曾熙也会主动以书作作为酬劳。二人之间的交往是典型的君子之交，他们同出湖湘，秉性的豁达耿直也非常相似。但由于此时曾熙尚有经世之志，而齐白石则忙于生计，二人行踪漂泊未定，很快就天各一方，联系也逐渐稀疏了。从目前可见的文献记载看，甚至直到十几年后的1919年，曾熙与在京好友杨潜庵通信，请杨氏向齐白石代求印章并顺致问候。

齐君拟寄联，尚未得句。近刻多变前法，为我乞□一方，或名、或老髯均好。潜弟。熙顿首。闰七月八日。齐君同询问近状。[14]

总之，曾熙之所以能成为当时与吴昌硕、李瑞清等抗手的书画大家，除了天然的艺术禀赋、积年累月的艺术实践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更得益于贯穿其一生的鉴藏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