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瘦铁纪念文集》:曾熙与钱瘦铁的艺术交游(王高升)

    ---曾熙与钱瘦铁的艺术交游

曾熙(1861-1930),生于湖南衡阳,名熙,字子缉,号嗣元(也作士元、俟园)、农髯,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画家,碑帖融合书风代表人物之一。曾熙在当时的上海书坛门人众多,影响颇大,与吴昌硕、沈曾植等海派名宿相抗手,同时与李瑞清交好,人称“南曾北李”。笔者认为,曾熙之所以风靡上海书坛,除了其艺术禀赋,还有两个外在因素:一是好友李瑞清的鼎力支持,曾熙到上海鬻书为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李瑞清的力劝,二人共同设帐授徒,具有一定的“合力”效应;二是曾熙喜好鉴藏,周围聚集了大批书画挚友和门人晚辈,张大千、张善孖、马宗霍、朱大可等俊彦均列其门墙,形成了庞大的“朋友圈”,对其声名远播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曾熙的“朋友圈”里,钱瘦铁是来往较为频繁、关系也较为特殊的一位。

一、曾熙与钱瘦铁的关系

1915年曾熙开始移居上海,也是在这一年结识了钱瘦铁的老师郑文焯,二人因境遇相似而互生怜惜。对此曾熙在题赵养矫藏《郑叔问先生尺牍》中有记载:

大鹤山人名满海内,曏侍湘绮几杖,湘绮曰:‘当世词家惟郑文焯耳。’乙卯予来沪上粥书,适山人亦以卖文粥书画居沪。每过从,置酒论文,未尝不欷歔太息,曰:‘天乎!乃厄吾辈至此。’既而曰:‘非天也,乃吾求此,将至死不恤也。所谓厄之,固有道也。’山人闻予言,亦据几嘿然。

次年,钱瘦铁也到上海鬻艺为生。至于曾熙与钱瘦铁相识的具体时间,目前尚缺乏有力的文献资料。《钱瘦铁年谱》记载,1916年钱瘦铁到上海后就加入了吴昌硕主持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该会活动非常频繁,黄宾虹、王一亭、曾熙等都是其中会员,二人很有可能此时就已认识。但由于当时曾熙方值壮年,而钱瘦铁才十九岁,属于初出茅庐的晚辈,二人联系不多也属正常。从《曾熙年谱长编》中的记载来看,他们的交往基本都在1925年以后,且逐渐频繁,这时曾熙的绘画也已经在上海声名大噪,经常和钱瘦铁的山水一起出展。钱瘦铁比曾熙小二十多岁,论年龄属于弟子辈,但并未见其公开列农髯先生门墙的记载,如果有的话,以二人当时在上海的名气,是肯定要见报的。1924年10月7日,西冷印社拟发行《瘦铁印存》,曾熙为之撰序曰:“钱君瘦铁,大鹤山人弟子也。凡画佛、刻印,多出瘦铁手”。从序言的语气可见,至少这时曾熙还并未将钱瘦铁视为门下弟子,否则不会仅言“大鹤山人弟子也”。之后的几年直到曾熙辞世,二人交往日渐频繁紧密,逐渐发展为师生关系。1927年5月24日,钱瘦铁与韩润秀结婚典礼在上海静安寺路海军总会举办,据《时报》报道当时来宾多为上海文艺、美术界名人,由曾农髯担任证婚人,可见钱瘦铁已将曾农髯视为德高望重的师辈。曾熙辞世后,曾、李门人自发组织以弘扬先师艺术的“曾李同门会”,钱瘦铁亦在内。1931年3月24日,曾熙去世后的第一个春天,“曾李同门会”在汉口路陶乐春菜馆举行春祭活动,《金刚钻报》报道,朱大可、蒋国榜、江万平、钱瘦铁等二十多位门人参加。

另据钱瘦铁次子钱明直先生口述,以前经常听父亲提起曾先生,并表示曾随曾先生学书,进一步证实了二人的师徒关系。曾熙之所以没有公开纳钱瘦铁为弟子,笔者揣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与张大千等早期执弟子礼的一批门人不同,曾熙与钱瘦铁密切交往时,钱氏的绘画已经在上海颇有名气,且又列郑文焯、吴昌硕等人门墙,纳为弟子恐有失礼之嫌;二是曾熙虽然教授钱瘦铁书法,但也经常请其治印,情在师友之间,似乎也大可不必拘于拜师之礼。

二、曾熙与钱瘦铁的艺术往来

20世纪二十年代,钱瘦铁以书画印开始在上海艺坛声名鹊起,尤其是山水人物与篆刻颇受好评。这一时期,曾熙也开始由主攻书法转向书画双栖,每逢展览、募捐等重大书画圈内活动,常可见曾农髯之名。他还与好友一道筹办学校国画专业,如1925年夏曾熙与吴昌硕、王一亭等商议开办城东女学国画专修科,7月9日《时报》以《城东女学最近设施》为题进行宣传,7月10日《申报》专门刊登广告介绍上海城东女学国画专修科,其中赞助人有吴昌硕、曾农髯、杨东山、符铁年、唐吉生、王一亭、钱瘦铁等多人。

1923年曾熙开始在上海刊登鬻画润例,正式进军画坛。这一时期,上海的书画活动非常兴盛,展览鳞次栉比,既有赈灾募捐性质或展销性质的中小型展览,也有官方主办的大型展览,如1929年“教育部全国第一次美术展览会”,曾熙专门应邀题写展标匾额并以《山水》《古松》两件画作参展,此外还有中日现代绘画展览这样的国际联展。在二十年代后半叶的上海画坛,时常可见曾农髯的大名。他与钱瘦铁的艺术交游也常与画事相关,一方面是一道参加画展与社团活动,另一方面主要是书画鉴藏交易上的往来。曾熙与钱瘦铁共同加入的上海社团,影响较大的有“海上书画联合会”“解衣社”等。其中,“解衣社”是一个由十位中日画家结成的社团,除了曾熙、钱瘦铁外还有王一亭、刘海粟、唐吉生和日本画家小衫未醒、桥木关雪、小川芋钱、森田恒友、石井林响,1926年5月在东京、大阪举办了第一次画展,征集了三十多件古画参展,中方的征集人为钱瘦铁和唐吉生。除了共同参加活动外,钱瘦铁还和曾熙有一些书画鉴藏上的来往。曾熙在绘画方面颇好“四僧”,尤其偏爱石涛和石溪,这对张大千等门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张大千广泛搜罗石涛、八大画作,模仿石涛更是达到接近乱真的地步。钱瘦铁同样深受曾熙影响,他的早期绘画很多是以石涛和石溪为风格取向的。另据熟悉上海艺坛旧事的学者透露,当时钱瘦铁和唐吉生寓居一处,因此,曾、钱之间的书画鉴藏与往来交易,也往往和唐吉生相关。这也从曾熙给唐吉生的信札中得到佐证。

尔翁云:石田卷子已还阁下。日来苦无新画可读,乞惠假三日何如?(能否就瘦铁之便,更感!更感!)吉翁。髯顿首。上巳后一日。

前日因目疾,承枉顾,失迓为歉。钱君瘦铁亦未晤谈。明日十二钟…熙顿首。腊四。

养病,百事皆可不问。乃尚忆及小款,为之不安。前日得复书,知足已渐痊。昨晤瘦铁,云:数日前见弟较前又稍得力,近当更得力矣。此询吉翁痊吉。熙顿首、四月七日。

从曾熙致唐吉生的三帧信札且结合有关史料可以推测,当时唐吉生和钱瘦铁关系密切,唐氏收藏的古画也会请钱瘦铁过眼。第一封信就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曾熙从唐吉生处借石田卷子赏读,还后又欲借来,恰在钱瘦铁手中,于是才有“能否就瘦铁之便”的请求。民初上海大量书画碑帖流入市场,鉴藏之风盛行。一方面,朋友间收藏的相互借阅非常普遍,通过这种鉴真与辩伪的亲身实践,眼力自然大幅提升,因此民国时期的很多书画家又是鉴藏家,今人无法比拟;另一方面,在藏品交易前按惯例一般会借来品赏数日,朋友间的收藏流转在时间上就更为宽裕了。我们在曾熙的信札中能看到大批与购入或出让书画藏品有关的内容,如下面这件致唐吉生的信札。

今日少不适,不得诣送行旌,歉歉,惟蕲我弟顺风快意为颂。再检送上拙画一轴,恰足四古四我也。前单既不符,检上乞补收条。即颂行安。瘦弟。髯顿首。十八。吉翁均此。


曾熙与钱瘦铁在书法篆刻方面也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曾氏书法在20世纪二十年代名倾海上,而钱瘦铁相对而言更擅长绘画和篆刻,二人在艺术上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互有请索。


其一,作为钱瘦铁的书法老师,曾熙的崇古溯源、书画参通的书学理念对钱氏产生了一定影响。曾熙晚年作画将篆隶笔法糅入,他曾言“但知以书家笔墨写之,其双勾取宋元法,而以篆分行之,则髯法也”,而钱瘦铁有一方常用印章,内容为“以古籀草隶作画”,与曾熙“作篆如作画”的理念非常契合,可见受其影响之深。除了学习书法外,钱瘦铁还时常请老师鉴赏自己所藏书画碑帖,并索请题跋,如曾熙曾题钱瘦铁藏《曹景完碑》曰:“《曹景完碑》,精气内敛而神采外溢,后来学之者,但一味麄犷耳。此拓最旧而径口尤丝毫未损,愿瘦铁弟重宝之”。

其二,曾熙对钱瘦铁的篆刻推崇备至,多次题跋褒赞,并请其治印多枚。1924年钱瘦铁印谱出版,曾熙专门题签“瘦铁印存”(图1),并题跋:

钱君瘦铁,大鹤山人弟子也。凡画佛刻印,多出瘦铁手。吴缶叟见瘦铁所刻,称为两汉遗矩。瘦铁不尝接几席。近日刻者高言两汉三代,然如瘦铁之骨韵遒隽,盖鲜矣。因书其耑。

在钱瘦铁为曾熙创作的多方印章中,曾熙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农髯”和“曾熙私印”两枚小印(图2)。


钱瘦铁最后为曾熙治印是1930年5月15日,他去老师寓所探望,现场奏刀创作了三方印,分别为“髯翁年七十以后所作”“曾熙之印”“髯翁画记”。曾熙非常满意,随即题跋记之:“庚午四月十七日,瘦铁刻于心太平庵,腕法刀法直到汉人”。遗憾的是,三个多月后曾熙就去世了,我们至今尚未发现这几枚印章的使用情况,这三枚宝爱的印章可能还未来得及启用。

结语

笔者认为,曾熙之所以能在强手如云的海上书坛迅速扬名、门墙壮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着开放包容的书法教育观念,不仅和友人李瑞清共同授徒,使学生通过转益多师汲取多元的学书经验,同时不遗余力提携后学。除了张大千、张善孖、马宗霍等正式拜门的学生外,曾熙身边还聚集了不少虽未拜门却有师生之实的书坛新秀,钱瘦铁、王个簃、方介堪等名家均属此列。另外,曾熙“崇古溯源”“求篆必于金,求分必于石”等学书理念,影响深远,至今在海内外仍不乏亲身实践的薪火传续者,这个现象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