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被遮蔽的北朝书法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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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朝文物之盛,皆可概观。北朝书法之盛,几无人不知,然北朝书法之美,北朝书学价值,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和研究。所能言者,无非就是魏碑书法,但魏碑书法却被“碑学”概念模糊化、笼统化了。

   迄今为止的书学著作中,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碑学论著,但他所见碑刻数量和种类毕竟有限,大多局限于造像记、纪功碑等地上碑刻,这些碑刻的明显特征就是以方笔为主,体现的是刀法之严整,而对北朝墓志关注甚少。因为北朝墓志是埋在墓里的,需要考古发掘才能见到,而且民国以后才有大量墓志出土,直到今天,洛阳地区陆续出土的大量皇室墓志,虽然有从碑刻学、文史等方面进行整理与研究,但却缺少书法笔法和书法美学角度的观照与研究。

   墓志书法的笔法与审美,与其他碑刻有很大差别,尤其是洛阳出土的北魏皇室墓志,其笔法体系之完备,风格面貌之多变,体势造型之奇崛,书体元素之丰富,审美韵致之高雅,可以说,是集六朝真书美学之大成。今天写魏碑者比比皆是,但鲜有人对以魏碑为代表的北朝书法之美进行系统梳理。有人将北朝碑刻书法当成了民间书法,并刻意去追求拙朴、粗犷之风,其实也是误读。北朝书法并非民间书法,大多属于皇室墓志,典雅、精致、细腻,笔法完备,兼具篆、分、真三种书体的笔法特征,绝非朴拙野逸的民间书法可比,它是文官书法与工匠书法的结晶,而且直接传承的是汉魏之际的经典书法,本身也是经典笔法。北朝书法基本是汉末八分之法的延续和推进,由分书向真书、由方笔向圆笔演进。所以北朝书法,无不具有分意,是由分到真的嬗变清代碑派书家中,大多皆有“以分作真”的笔法探索,这是碑派不同于帖派的重要书学路径,也是北朝书法区别于南朝书法和唐人书法的重要特质。魏碑书法是北朝书法的巅峰,它代表了北朝书法审美之极则。


北魏《崔宣靖墓志》

   北碑之美,不仅仅在于刀法之美,也在于笔法之美、结字之美、章法之美、体势之美、线条之美、朴素之美、华贵之美、方圆之美、气象之美、韵致之美。有人说,南朝帖学才是韵致之美,何以北碑书法也有韵致之美?北碑书法当然有韵致之美。因为北碑书法,均是由书家先书丹再由工匠上石刻就,所以它既有毛笔书法的圆润,也有碑刻书法的方峻,且大多数北魏、北齐皇室墓志,均呈现出儒雅秀润的韵致。这是走向成熟以后的真书体的典型特质,其用笔也不仅是刀刻的方笔,而是圆润内敛,方圆兼备。方笔,仅仅是北碑书法的其中一种特征,北碑之中,也有很多以圆笔为主的,甚至明显带有王羲之特征的小真书。

谈北朝书法,不能不谈南朝,尽管南北朝政权分立,但在文化及艺术上却是一体的,书法更是如此。

   三国两晋南北朝之书法,前期基本是北派影响南派,后期南北派互有影响,但仍以北派为主。但主流叙事,造成一些史实被遮蔽。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书论的书写者主要是南朝的齐、梁间文人,以及唐太宗论书专推“大王”之故。

   从三国至西晋,基本是北派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从西晋到东晋,中原士族南迁,北方书风南移,南派书风诞生并占据半壁江山,并不是说占整个主导地位。王羲之在东晋时,也是由北而南再北再南。他也是受北派书风影响,即以卫夫人(东晋)为代表的卫氏书风。卫氏是一个大家族,从三国到两晋时期,在北方是书法世家。其中以卫觊(三国曹魏)、卫瓘(三国曹魏)、卫恒(西晋)、卫璪(卫玠之兄,西晋)、卫玠(西晋)、卫展、卫铄(东晋)等为代表,卫氏书风除影响了当时北方的崔林(曹魏)、崔悦(十六国时期)、崔潜(前燕)、崔液(前秦)、崔宏(北魏)、崔浩以及以范阳卢谌(西晋)等为代表的卢氏家族等书风以外,其影响还及于大江以南。北方的卫氏书风对于南方书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卫夫人。卫夫人与王羲之母为中表亲,也即卫夫人为王羲之姨母。且卫夫人下嫁汝阴太守李矩为妻,李矩擅隶。而以李矩为代表的江夏李氏也是书法世家。卫夫人之子李充,李充从兄李式、李廞等均有书名。尤其李式,其书法成就在东晋初期已可同当时的书法权威王廙(王羲之叔父)和庾翼媲美。发展至唐,江夏李氏还出现了书法大家李邕。江夏李氏,东晋以前未见有以书法名世者。东晋以后李氏书法之兴旺,当与卫夫人嫁李家有关。卫夫人虽然只比李式大2岁,但如果卫夫人18岁嫁与李家,那时李式只是一个16岁少年,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卫夫人的传授才使李家得以登上书法的高峰。

   由此可见,卫夫人之下嫁李家,成为书法史上标志性的事件,也是北方书风南传的标志性事件,还是奠定王羲之书法史地位的标志性事件。也就是说,地处北方(山西夏县)的卫氏书法,经由卫夫人,传入江左,影响到王氏、李氏等书法世家。

   今有人认为以王羲之为主导的南帖也影响了北碑,尤其是影响了北魏碑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就年代而言,王羲之生卒年确早于北魏建制年代,然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东晋,东晋是由北方士族南迁所建,偏安江左,其统治和生活的地域基本在南方,即使偶有去北方,也是学北方之书,谈不上对北方书法有影响。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南朝,其政权影响既然只及于江左,则其文化及书风不可能为北方政权所接纳,且王羲之在世之际,其书法尚未有后世之影响力。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故梁、陈之际,王羲之书风才在大江南北广泛流播。而南朝梁的统治时期,北魏政权早已灭亡,且此时南北朝政权处于极度对峙时期,极少有文化之交流,故南朝书法影响北朝,可能性是很小的。


北魏《崔宣靖墓志》

   当然,南方帖派书法对北方书风的影响也不是没有。最典型之事件便是南朝梁文人王褒、庾信之入关。王褒与庾信才名甚高,到北方后,受到北方政权统治者的重用,对北朝尤其是北周的文学与书法影响甚大。但王褒入关时间(北周)已属较晚,而此时北朝已经形成较为稳固的书风。从曹魏到西晋、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北方的书风基本是一脉相承,即使影响,也是北方影响到了南方,而不是相反。

   尽管北魏时间略晚于王羲之的东晋,但时间的先后并不能证明有承续关系,还要考虑到当时十分错综复杂的政治及文化环境。北魏书风直接延续的是北方的卫氏、崔氏和卢氏的书风,而王羲之延续的是卫氏家族最末代卫夫人的书风,故有变异,但他并不满足,继续北上学北碑,方有大成。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有一段书论说得非常明白,可作为王羲之学北碑的直接文献证据:

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它的确是王羲之学碑的一个重要证据,但不是全部。但即使是如此熟悉的书论,我们读时可能仍然会忽略其中的一些关键词。最末一句中的“仍”字非常关键。我以前读这段书论时,也没有在意,以至于将“仍”错当为“乃”。“乃”就是“于是”之意,而“仍”则完全是另一层意思,“仍”就是仍然。这句话意思就是见到这些碑刻之后,于是改本师,仍然学碑。这就是说,他觉得只学卫夫人不行,还得学碑。此外,东晋和南朝书风,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西晋和曹魏书风,也就是说,延续了北方书风。故作为大书法家的王羲之,受北碑书风之浸染,本就是常理之中的事。至于其学卫夫人,那不过是因为卫夫人与他朝夕相处,成为他的直接老师罢了。这二者并不冲突。此外,王羲之写此书论时大概是53岁。晚年的他对于自己的书学是总结性话语,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由此可见,王羲之一生中更多还是学北碑的。

   应该说,整个南朝书风是对北碑书风的延续,尤其是在篆书、分书与真书等正书体上,南北书风在内质上是基本一致的。目前没有王羲之篆书和分书作品(包括摹本和拓本)传世,只有真、行、草三体的摹本。王羲之真书来源有二:一是众所周知的钟繇,二是北方的卫氏书风。王羲之篆书与分书,其来源则至少包括前面所谈及的李斯、曹喜、蔡邕、张昶、卫氏等书。那么王羲之行草书呢?有人说王羲之行草是自创的。怎么可能是自创?当然是来源于对正书体的行草化。没有正书体,则没有行草体。所谓行草体,无非就是正书体的快写而已。行草体与正书体的笔法有渊源性,没有脱离了正书体的独立的行草体笔法。所以,仔细研究王羲之的行草书,你会发现,即使是摹本也均有较为浓厚的真书笔意,有的还有明显的分书笔意,分书笔意特别明显的,即是由分隶体演变而来的章草,分书笔意不明显的,即是由真书体演变而来的今草。


西晋《刘韬墓志》

   不仅是南北朝,即使是此后的隋唐时期,包括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等大家,也是多受北碑影响,当然,也受南帖影响。但颜书笔法,基本受北碑影响较多。我们在一些北魏碑刻中,能依稀见到颜体书法的影子。至于北齐、北周、隋代,则更是直接延续了北魏等北碑书风。至于南方书风,虽对北方书风偶有影响,但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大。

   这样说,并非是说书法史错了,而是不完整,因为很多史实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遗缺的书法史,即使是正确的,也不能说就是完整的。

  (作者:朱中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现代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