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李同门会”成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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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和李瑞清是清末民国时期享有盛誉的书坛巨匠，并称“南曾北李”，二人不但在艺术上切磋并进，并且共同设帐收徒，“曾李同门会”就是在他们去世后由其弟子门人发起的同门联络组织，其规模和系统性均开海上乃至全国书画同门会之先河，不仅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对整个近现代书画史的发展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但长期以来，“曾李同门会”仅见其名，却少有学者涉足研究。

曾熙(1861-1930)和李瑞清(1867-1920)是清末民初上海书画界名噪一时的艺术巨匠。1915年应清道人李瑞清之邀，曾熙开始寓居海上，以鬻书为生，开始了长达15年的职业书画家生涯，自此与李瑞清形影相随、朝夕论道，交流之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精品和谈艺手稿等宝贵遗产。值得称道的是，二人不但在艺术理念和风格上颇有合辙之处，并且生活上情同手足，一道宴饮、雅集、会友、论艺，共同培养弟子，张善孖、张大千、马宗霍、胡小石等俊彦皆列其门墙，一时成为书画界美谈。

一、缘起

1922年曾熙在上海虹口寓所创办“衡阳书画学社”(“曾李同门会”前身)，该社以交流诗文书画为宗旨，入社弟子有张善孖、张大千、马企周、朱大可等数十人。1930年8月27日庚午七月初四日申时，曾熙长逝于上海虹口寓所，享年七十岁，自此，曾、李二老均已离世。9月30日，张善孖、黄晓汀、张大千、朱大可等一众门生在恩师寓所举行公祭。当时，弟子们提议在“衡阳书画学社”基础上成立同门会，并拟定春秋二季举行“祝典”。10月9日，《申报》发表《曾农髯诸弟子组织曾李同门会》，报道称：“曾先生举殡之日，由门人江万平倡议召开曾李同门会成立会，并举行曾熙、李瑞清两先生春秋礼典，公推张善孖、张大千、黄晓汀、马企周、刘俊英、江万平、李建初、姚云江、马宗霍、朱大可、许冠群等十一人为执行委员，推定马宗霍拟同门录序文，朱大可拟缘起，江万平拟章程，并于前日在江万平宅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通过章程草案，推刘俊英、马宗霍、江万平、张善孖、朱大可五人为常务委员”。

二、发展

第一次公祭后，同门会开始公开向全国曾、李两门弟子招募会员。1930年，11月21日，《申报》刊登《曾李同门会通告》，称凡原来的曾、李门下弟子均可自愿成为同门会会员，但向通讯处发函索取章程，设张善孖、刘世杰、朱大可、江万平、马宗霍五个通讯处，以位于上海法租界西门路的张善孖寓所为总通讯处。12月3日，《新闻报》一并刊登了《曾李同门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缘起》(江万平撰)和《曾李同门会征集会员》通告三个书面性文件。《章程》规定了入会条件、宗旨、会期、组织架构、祭典、办事流程、通讯地址等十条细则。

以《曾李同门会章程》发布为标志，“曾李同门会”宣告完成了最后的组织建构，正式公之于世。我们似乎可以这样为其定义：它是一家由曾、李门人倡议发起并作为主要成员，有完整章程、固定场所、规范架构、明确目的，以“崇奉两夫子春秋之祀，切磋学门光大师学”为宗旨的同门组织。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推测，“曾李同门会”是目前已知的民国时期上海第一家成规模、有章程、有场地的传统师徒型书画同门组织。与一般的同门会不同，“曾李同门会”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组织健全：有一套完整的组织人员架构，有系统的章程和会员准入、退出机制，其中甚至还涉及到会费的缴纳，“凡同门来与祭者，每次人各纳三元”;二、场所固定：同门会总通讯处设在西门路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口216号，即张善孖寓所。黄般若曾在《忆宾虹老人》中回忆：“我丙寅年(1926年)到上海，到步之时，马上往访宾虹老人、易大厂、王秋斋等。宾虹老人那时住在上海西门路，他楼下是张善孖、大千的寓所，门前有"曾李同门会"的木刻牌匾。”至于曾李同门会的木刻牌匾是何人题写，我们目前看不到任何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据李健门生戴尧天晚年口述，作为“曾李同门会”的成员，他在上海时经常参加同门会组织的活动，据他晚年回忆“曾李同门会”牌匾为张大千所书，并表示亲眼见过此牌匾;三、目的明确：同门会的成立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每年春秋两季的曾李两师的祭典活动，其次就是便于门内弟子交流切磋。

据当时《申报》《金刚钻报》等媒体报道，“曾李同门会”成立后先后于1931年3月24日、1931年8月17日、1931年12月27日举行了三次公祭，除了张善孖、江万平、马企周、朱大可等本地门生，还有陆元鼎、张旭明、慕泉淙、胡若思等众多再传弟子参加。从成员构成上来看，“曾李同门会”不仅汇集了张善孖、张大千、马企周等众多书画界俊彦，还有大量的社会精英加入，几乎遍布各行各业。，曾熙、李瑞清收徒并不以身份地位论，而更看重人品和秉性，弟子辈出身多元，充分体现了曾、李二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笔者认为，曾、李两门之所以桃李繁盛，除了二人的艺术魅力外，与他们的办学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三、影响

“曾李同门会”成立后数十年间，虽然我们并没有看到其频繁活动的确切报道，但可以想见其给书画界带来的联动效应。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其他书画同门组织的影响，二是对书画风气的影响。

第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陆续出现了多家同门会组织，除了上文提到的“二弩精舍同门会”，还有张善孖、张大千兄弟成立的“大风堂同门会”，吴湖帆创立的“梅景书屋同门会”、郑午昌创办的“鹿胎仙馆同学会”、李健创立的“鹤庐同门录”等数十家，可谓门派林立。其中以“大风堂同门会”门生最多，被《美术年鉴·1947年》列为阵容最庞大的同门组织，门下名家何海霞、李秋君、田世光等活跃在建国后的书坛，可以说其持续时间之久，影响之大，为现代以来所罕见。在曾、李时代终结后，其门下高足张善孖、张大千兄弟长期活跃在上海书画界，作为得意门生，他们长期获得两位恩师的帮衬提携，加上较强的市场嗅觉和组织能力，其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觑。从1929年张善孖、郑午昌、谢公展等创立的“蜜蜂画社”，到1931年现代最大的中国画研究机构“中国画会”，再到1935年张大千、张善孖、符铁年、潘公展、郑午昌等九人成立的“九社”，这些名震当时的书画社团都能看到张氏兄弟的身影，二人俨然已成长为海上书画圈不可忽视的名家。同门会中其他门人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如李健、姜丹书、胡小石、吕凤子等也有着一定影响，为我国的书画事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李健知名弟子有凌云超、程十发、魏乐唐、方闻、杨之光等，姜丹书门下的潘天寿、丰子恺均为书画界翘楚，吕凤子则培养了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靳尚谊等大批画坛巨子。

第二，民国时期的上海仍是“四王”画风笼罩画坛，但曾熙、李瑞清偏嗜石涛、八大一路野逸画风，这对张善孖、张大千等门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大千不仅想方设法在四川等地搜购石涛遗迹献给老师们赏评，还以模仿石涛画称于世，他仿的石涛几能乱真，成为当时石涛画造假的一流高手，其仿作还曾骗过了黄宾虹等大画家的眼睛。曾熙去世后成立的“曾李同门会”众弟子更是助长了师门喜石涛、八大的风气，于是上海有一段时期曾被石涛、八大风气席卷，形成了“家家石涛，人人八大”的盛况，“四王”被“四僧”时代所取代。因此，不难看出，曾、李及其弟子辈对上海画坛风气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曾李同门会”的成立标志着曾、李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下一代海派书画集体的加速成长，其在张善孖、张大千、姜丹书、吕凤子等代表性门下的带领下，通过结社、办学、出版、展览等各种形式，培养了大批书画家和艺术教育家，对整个中国近现代书画史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学者)